// 《超感猎杀》，或今天我们如何反抗资本主义

@上海地铁shmetro 今日公布一段30秒长站台监控视频，一名女乘客因为一直低着头看手机，不知不觉中笔直往站台边缘方向走去，一脚踏空摔入轨道。而就在跌下的一瞬间，她依然保持低头姿势。幸好此时没有列车进站，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1] 据报道，台湾一名23岁的陈姓男子，1月31号到网吧连续玩了23个小时网络游戏，未料竟猝死店内，身旁其他玩家浑然不觉，继续沉迷于网络游戏。等到店员察觉有异时，男子已气绝多时。陈姓男子死亡时依然维持着玩游戏的姿势，双手向前伸直，一手握着鼠标，一手放在键盘上，手脚已经僵硬。[2] 专家指出，至少4%的成年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en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成人ADHD会引起社会功能的损害：①学习和工作表现差。如：计划的困难，在阅读和文字工作时缺乏持久的注意力，易感到厌烦，拖延，时间管理差，做决定时冲动。②损害社交技能：维持友谊的困难，难以兑现承诺，倾听技巧差，在亲密关系中的困难。③其他的一些适应性行为问题，比如低的教育水平导致的低能，差的经济管理能力，组织家庭困难，作息无规律，其中以拖延表现最为明显。[3] 如何描述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实？什么是当今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或许，上面几段随意的新闻剪辑已经给了我们线索。确实，得益于通信技术的无限发达，我们中又有谁不曾在地铁或公车上即使摇摇晃晃也要掏出手机？我们中又有谁不曾低头急行以至于险些撞到对面的路人？我们中又有谁不曾每隔一段时间便条件反射般地刷新微信或微博，即使那仍只是一片空白？我们中又有谁不曾在入睡前的黑暗中又一次将手伸向床边再次点亮那尺寸越来越大的屏幕？这是一个我们的注意力不断被分散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我们前所未有地专注于自我的时代（自我的网络化身？）。这是一个信息早已爆炸了无数次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心灵前所未有地空虚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交媒体让我们可以和千万里之外世界另一端的人对话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的时代。现实？我们早已失去了现实。我们不是早就进入了“虚拟现实”？这个现实由不计其数的图像、文字、视频构成，它需要的或许只是一个随时能连接得上的WiFi信号。科技对人的异化？一切才刚刚开始……强迫症，拖延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什么又是那最极端的疾病？……“你有药吗？” 1990年，在一篇题为《关于控制社会的后记》的文章中，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提出了“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ies）的概念。[4]这一概念当然是接续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社会”而来，用德勒兹的话来说： 福柯将“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和18、19世纪联系起来；规训社会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不过，在二战之后，我们不再处于规训社会中……控制社会取代了规训社会。 在他看来，如果说规训社会“通过组织重要的监禁场所运作”（家庭、学校、工厂、医院、监狱，等等），那么“控制社会”则主要依靠“极为迅捷的表面上自由流动的各种控制形式”运行。德勒兹认为，相比规训社会，控制社会具有自己独特的逻辑。首先，控制社会中的各种控制形式是不可分离的持续变量（variation），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几何系统，而这个系统的语言是数码的（并不必定是二元制的）；与之相比，规训社会中的各个监禁场所或岗位则可以被视为独立变量，这些场所使用的共同语言是类比的。其次，控制意味着一种不断的调节（modulation），或者说，控制“如同一个时刻变化着的自我传输的塑模（molding），或者，从一点到另一点每个网眼都不相同的筛子”；与之相比，监禁则是彼此隔离的、不同的模具（molds），模具不同，其产品也会不同。简言之，用德勒兹的话来说，“规训是长期的，无限的，间断性的，而控制则一方面是短期的、快速变换的，另一方面又是持续性的、没有边界的”。 举例来说，在德勒兹看来，两种社会的差异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或许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也就是后者在《审判》中描述的“表面上的无罪开释”和“拖延审理”这两种判决手段。当然，规训和控制不是虚构作品中的描述，它们也不只限于刑罚或司法体系。事实上，控制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比如，德勒兹认为，在规训社会中，工厂作为一个个人的集合体，在最大限度有效率的生产和最低可能的工资之间取得了平衡，而在控制社会中，生意则取代了工厂，并将一种深层次的调节引入到所有工资中，并使之处于一种恒常的亚稳状态。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谓“绩效工资”的意义所在。同样，在教育体系中，规训社会的“成绩至上”原则也被没有中断的继续教育和持续培训所取代，大学等也偏离了学术研究，其结果就是“生意”模式同样渗入到学校中来。或者，在医疗体系中，新药的研制不再以对个体的治疗为目标，相反，它针对的是可能的病状和“风险”，而个体或被编号的病人则成为可以被掌控的被编码的材料。更进一步说，德勒兹认为，如果说规训社会借助于训令（precepts）来统治，并在个体和群体这两者之间运作，那么控制社会则借助于编码运行，在这一社会中，个体成为“可分体”（dividuals） ，而群体则成为“采样、数据，或‘储备库’（banks）”。 总结德勒兹的论述，我们看到，他所谓的“控制社会” 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资本主义体制，而这一体制则和信息或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密不可分。事实上如我们所见，在德勒兹那里，“控制社会”和“通信社会”几乎是不可区分的同义词。从理论上说，德勒兹认为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社会类型和不同的机器对应起来。比如，规训社会就可以对应于热动力学机器，这种机器同时面临着熵和机器破坏等被动和主动的风险，与此相反，控制社会则凭借“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运作，噪音、盗版行为和病毒感染成为这种机器被动和主动的风险。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德勒兹认为，所谓机器和社会类型的对应并不意味着某种机器决定了某一社会类型，相反，机器只是表达了能够生产和使用机器本身的社会形式。最终来说，德勒兹认为在机器中体现出来的技术发展植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具体地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型的，它指向生产，并以财产权为基础。与此相反，20世纪后半叶以至21世纪的资本主义则是分散型的，它最终指向销售或市场，而资产所有人也被管理人的角色取代。正是与这种变化相呼应，我们才从规训社会过渡到控制社会，而“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则成为这种社会主导性的控制媒介。 那么，如果说我们确实已经进入控制社会，如果说，身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已使得各种控制手段更具持续性、流动得更加“自由”，这一控制的对象和目标又是什么呢？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曾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18世纪欧洲各国的军事机构对士兵的训练，这种训练的目标即在于造就士兵“驯顺的肉体”。[5]当然，这只是福柯分析的无数规训案例中的一个而已，但我们已经可以明显感到，所谓“规训”的最主要目标和对象是身体。事实上，身体也正是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最主要的落脚点。与此不同，我们认为，德勒兹提出的“控制”概念，其更确切的应用范围──“控制”的目标和对象──是我们的感知和感受，是我们的意识、情感、情绪、知觉以至无意识。换句话说，今天的资本主义正是运作在我们的感知、感受层面，它攫取的是我们的“注意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已经摆脱了“控制”，或者说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已经失效。当然不是如此，实际上我们看到，当前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命权力”已经更透彻地深入到我们身体的“内部”，它运作在我们的基因编码层面上（而如我们所知，当前生物学对基因的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分不开的）。只不过，如果要将德勒兹的“控制”和福柯的“规训”区分开来，那么在我们看来，“意识”正是“控制”所开辟的一个新战场。当然，德勒兹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观点，不过，从其思想整体出发，我们已经能够推导出这一结论。比如，首先，在德勒兹那里，与控制相对抗的是生成，而生成概念本身在德勒兹那里就是与感知（percept）和感受（affect）不可分的（用他的话来说，“生成即感受”）。如我们所见，当前国际理论界中如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等人倡导的“感受政治”（politics of affect），其最主要的理论源泉正是德勒兹。事实上，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本身就和一种“感觉的逻辑”密不可分，以至于当在访谈中谈到“左派”和“右派”时，德勒兹认为，两者的不同或许就体现在感知之上。 那么，如果说我们已经分辨出今日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这一体制和《超感猎杀》──一部美剧──又有什么关系呢？《超感猎杀》又如何教会我们反抗资本主义？ 《超感猎杀》（Sense8）是由曾执导过《V字仇杀队》《黑客帝国》《云图》等电影的沃卓斯基姐弟以及曾执导过《罗拉快跑》等的汤姆·提克威共同编导的一部科幻美剧，该剧于2015年6月5日在Netflix网上一次性放出了第一季12集。该剧由8个主角所代表的8条不同故事线编织而成，简单地说，来自韩国首尔的Sun（裴斗娜饰）陷入家族公司的财政丑闻，而她不得不牺牲自己以拯救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来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公车司机Capheus（Aml Ameen饰）被卷入当地的帮派斗争，而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患艾滋病的母亲；来自印度的Kala（Tina Desai饰）是一位虔信印度教的药剂师，她将嫁给自己所在公司老板的儿子；柏林锁匠Wolfgang（Max Riemelt饰）成功打开了一只被认为密码不可能被破解的保险箱，只不过这个保险箱属于他做珠宝生意的叔叔和堂兄；生活在芝加哥的警察Will（Brian J. Smith饰）被他童年时期一桩未破的谋杀案纠缠；Nomi（Jamie Clayton饰）是变性女黑客和博主，她和女友一起生活在旧金山；来自冰岛的舞厅DJ Riley（Tuppence Middleton饰）如今生活在伦敦，在目睹一场可怕的凶杀案后她四处漂泊；最后，来自墨西哥城的Lito（Miguel ngel Silverstre饰）是一位演员，但面对公众，他却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从这一简介可以看出，沃卓斯基姐弟执导的这部电视剧如同他们之前的作品《云图》，都是由在不同空间不同文化背景看似“独立”的不同人物和故事构成（《云图》中还包括“不同时代”），只不过，如果说在《云图》中是一曲《云图六重奏》将这些人物和故事联系在一起，那么在《超感猎杀》中起到这一作用的，或者说，使《超感猎杀》成为一部科幻剧的，则是一种神奇的共感（empathy）能力。依据剧情，借助这一共感能力，以上处于不同时空的8位主角不仅能够分享彼此的情感和思想，甚至还能分享语言和身体技能，而也正是这种能力使8位主角成为剧中所谓的“共感者”（Sensates）。 相信写到这里，读者已经能够大致猜到本文的意旨所在。确实，在剧中，编剧和导演试图将这种神秘的共感能力定位在基因变异的生物学基础上，但（暂时来说）这并不重要。正如该剧第一集的标题所言，这里重要的是一种Limbic Resonance。按照词典解释，所谓“Limbic”，亦即“limbic system”或 “大脑边缘系统”，它指的是“大脑中一种复杂的神经和网络系统，主要涉及与本能和情绪有关的邻近脑皮层边缘的区域；这一系统控制基本情感（如恐惧、高兴、愤怒，等等）和欲望（如食欲、性欲、控制欲和关爱后代的欲望）”。换句话说，这里重要的是一种本能、情感、情绪以至欲望的“共振”，正是因为这种“共振”，我们的主角才能（先是无意识地）即时即刻“置换”到另一个人的情境中，并和后者分享他/她的情感、感知以至身体技能。比如，当身处内罗毕贫民区的Capheus面对当地帮派的围追堵截无处藏身时，他突然“变成”了万里之外身处首尔练过空手道的Sun，并凭借Sun的技能击败了他对面的敌人。或者，当柏林的Wolfgang倒在他堂兄枪口的威胁下，墨西哥城的肥皂电影演员Lito则及时出现，并凭借精彩的演技使他化险为夷反败为胜。 当然，这种即时即刻的“互换”也不只限于面对刀枪的险境。比如，即将结婚却明知自己不喜欢新郎的印度姑娘Kala在焦虑的时刻会听到柏林Wolfgang的声音，而Wolfgang也会毫无缘由地闻到印度食物的气味。或者……OK，我想例子已经够多了，再剧透下去只会让人反感。可以说，整部剧集最迷人的地方正是这种相隔万里却即时共在的情感、感知、感受和欲望的交流、分享和互换。情境或许千差万别，但将剧中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总是一种同样的共感能力。 那么，这一切和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关联呢？确实，在剧中，在第一季中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如沃卓斯基姐弟之前电影《V字仇杀队》中那样明显的“极权幻影”，我们看到的似乎只是每位主角纠结、苦闷于自己的生活琐事。比如，Kala在婚姻和爱情之间的犹豫不定以及她的宗教信仰与公司老板（她未婚夫的父亲）的商业信条之间的冲突；或者，墨西哥演员Lito为了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却不得不和自己的男友以及伪装的女友生活在一起，以至于引来了一系列麻烦；或者，来自冰岛的女DJ在目睹凶杀案之后的逃离……如果有什么共同的敌人，或者说，之所以有人要猎杀这些“共感者”，初看起来似也只是出于某一“生物保护组织”（Biologic Preservation Organisation）对人类基因的控制，而在第一季完结之后，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组织”确切的目的何在（我们只知道，它想找到这些“通感者”，并割除他们脑中因基因变异而出现的异常部分）。不过，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本文的初步结论，这也就是，如果说今天资本主义主要的控制对象就是我们的感知、感受和感觉，那么“共感”毫无疑问就是反抗资本主义最有效的一种武器。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基本情感和欲望都已经被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攫取并变得贫乏，那么毫无疑问，分享并联合这些情感才是我们走出资本主义控制摆脱其魔咒的第一步。在遍布全片随处可见的左派议题设置之外（比如，几乎是太过“招摇”的对同性恋平权地位的宣扬），这或许也是沃卓斯基姐弟通过《超感猎杀》想向我们传递的一个最主要的信息。 当然，在2016年同一时间Netflix放出该剧第二季之前，也就是说，在明确得知《超感猎杀》的主角们所“反抗”的对象之前，我们还是能够做出一些初步的推断和猜测。这涉及的正是上述所谓“生物保护组织”（当然，剧中两位主要人物所服务的生物制药公司，似乎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线索）。我们看到，这一组织的目的正是对人类基因编码的“控制”，而这正可以对应于上面我们提到的“控制社会”中的“生命权力”这一维度。如果把话题扩展开去，那么我们看到，当前资本主义体制早已将生命科学等学科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物基因本身都已经资本化。如我们所见，这也正是当前“生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比如， 2012年出版的一部题为《活力资本：全球市场中的生物技术、伦理和统治》（Lively Captital: Biotechnologies, Ethics, and Governance in Global Markets）的文集，就将理论焦点对准“生命科学和资本体系、体制的汇合”。在该书编者考希克·桑德·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看来，“自1970年代早期以来，生命科学认识论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识论的发展之间就存在着令人不安的重合”，其结果或表征就是 “生命科学和市场的相互投资”以及资本与生命两者之间的“互相生产”，换句话说，“活力资本”。这一过程的一个显著例证正是斯坦福大学所主持的“人类基因重组工程”（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RDT）。[6]这或许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扩展《超感猎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范围，当然，在该剧剧情进一步明了之前，这也只是我们初步的暗示和进一步期待的理由吧。 事实上，从感觉、感知、情感和注意力等角度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已是当前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潮流。比如，在其1999年的《知觉的悬搁：注意力、景观和现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中，艺术史家、左派理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anathan Crary）就梳理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注意力”这一概念的反复强调以及最终的抛弃，并指出，今日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正是对我们的“注意力”，对我们聆听、观看和关注外在事物能力的劫掠、侵占和剥夺。该书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或许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扩张和我们意识、感知能力的贫乏化是相辅相成的。[7]在其2013年备受赞誉的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中，克拉里更进一步将其批判线索延续到资本主义体制对睡眠的剥夺中。[8]此外，如法国理论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上提到的布莱恩·马苏米等都是这一批判潮流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不过，就本文所讨论的对象《超感猎杀》来说，意大利思想家、媒体理论家弗朗科·贝哈尔迪（Franco Berardi）或许是更适合、更具针对性的例证。事实上，阅读贝哈尔迪2015年的新书《和：终结之现象学》（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我们感觉几乎是在阅读为《超感猎杀》所撰写的一系列理论脚注。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观看《超感猎杀》就如同观看贝哈尔迪的理论在屏幕上的搬演。当然，作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自治”运动的理论先锋和“后工人主义”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贝哈尔迪一直以来就关注科技和大众媒介对人们的心理和主体性的影响。比如，延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思考，他提出了“感知无产阶级”（Cognitariat）的概念。或者，针对所谓“信息社会”对我们的感知、感觉的影响，贝哈尔迪提出了“心理域”（psychosphere）这一概念。所谓“心理域”和“信息域”是相对的，它指的是对信息-刺激进行记录和心理阐释的场域，而如“信息侵略”（infovasion）、神经系统过载、精神药理学入侵、劳动与生存时间的分形化等就发生在这一场域中。此外，我们还看到，贝哈尔迪用“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来描述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所谓“符号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信息技术使得言语劳动和资本价值化完全融为一体（换句话说，语言和资本的融合）。 那么，就《超感猎杀》来说，贝哈尔迪的理论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深刻的启示呢？回到上面提到的《和：终结之现象学》，我们看到，这本书以“当前文化变迁和技术转换时代中感觉的现象学”为主题，并提出了联合式（conjunctive）和联结式（connective）这两种“感知和社会交流模型”或者说“情感模式”。[9]在贝哈尔迪看来，这两种“模型”分别与信息域的字母表顺序和数码秩序相对应，而其“终结之现象学”要讨论的也正是这两种秩序的转换在人类的心理域所产生的后果。事实上，贝哈尔迪认为情感本身就是在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事件和知觉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两种联系却具有两种模式。首先，所谓“联合式”，指的似乎是人类更原初、更本真、更“自然”的感知和社会交流方式，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最重要的特点或许在于：它没有任何预设和蓝图可遵循，“联合”完全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与结构相对，它是事件，它是独特性的来源，其唯一的真理标准就是“联合”的愉悦本身。从来源上说，“联合”奠定在心灵和世界非表象性的“共在”之上。（实际上，从贝哈尔迪的大量引用和所举的事例而言，所谓“联合”指的似乎就是上面我们提到德勒兹所谓的“感受”或“生成”，比如，贝哈尔迪说，“联合就是生成它者的愉悦”。） 与“联合”相对，贝哈尔迪认为，所谓“联结”指的是“两个片段之间逻辑性和必然性的牵连，它是片段之间的相互功能性”。“联结”是“逻辑心理的产物，是心理之逻辑技术的产物”。换言之，“联结”只有依据某一人为的、内在的规划才有可能，最终说来，它只能依据某一“格式、标准或编码”来运行。事实上，在贝哈尔迪看来，语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编码”，而这种“编码”的极限无疑就是当今通信和信息技术所使用的数码语言。 或许是出于其论题本身的要求，我们看到，贝哈尔迪的行文和论证在逻辑上似乎并不是那么严谨，更具有随感式的风格，而他在意义相似的不同概念之间似乎也没有做出更严格的区分（这或许在该书略显冗长的副标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感知和感觉从联合式到联结式社会交流模式的转换”）。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削减贝哈尔迪的理论锋芒。事实上，《和：终结之现象学》一书对我们最具启发意义的观点或许是，贝哈尔迪将“联合式”和“联结式”这两种“感知和社会交流模型”的区分建立在同情或同感（empathy）的基础之上。在这里，贝哈尔迪引用了意大利神经生物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关于“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的理论研究。依据加莱塞，我们的理解力正是源自所谓的“镜像神经元”，后者在个体的意识产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一个跨个体的（感知）网络。或者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情感和行动，正是因为在看到后者时，我们激活了自己脑中能够产生相同情感和行动的那些神经元。在贝哈尔迪看来，这种“镜像式的理解”就是同感。据此，在贝哈尔迪看来，所谓“联合”指的就是“同感式的理解方式，而联结作为一种理解则并不是建立在对意义和意向的同感式阐释之上，而是建立在句法结构的互相包含和适应之上”。事实上，贝哈尔迪认为，如果说从“联合式”到“联结式”感知和社会交流模式的转换在人类的心理域上产生了任何影响，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同感力的削弱”。比如，用他的话来说：“数码联结就是不断强化的抽象化过程和理解与同感不断脱离这一过程的终点。” 我们看到，贝哈尔迪对“联合式”和“联结式”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关的，他对“符号资本主义”的批判，所针对的似乎正是在文章开头我们所描述的这个信息时代。在《和：终结之现象学》中，贝哈尔迪更进一步将感知和交流模式与共同体问题联系起来。此外，他还将对“符号资本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延伸到更宏大的人类进化这一背景中来。不过，相信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能够初步理解其理论的精义所在，以及，他对我们理解《超感猎杀》这部美剧的启示性意义。那么，说回到《超感猎杀》，说回到那些身处不同时空却能即时互换角色的“共感者”，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反抗资本主义呢？答案或许很简单： 放下你正注视着的手机，更多地关注你身边的人──如果你无法感受到千万里之外人们的苦难与挣扎的话。 胡新宇：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 【注释】 [1 [2 [3 [4]以下德勒兹的引文均出自Gilles Deleuze，Negotiatio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 [5]参考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三部分第一章《驯顺的肉体》。 [6]参考Lively Capital：Biotechnologies，Ethics，and Governance in Global Markets，ed. Kaushik Sunder Rajan，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Introduction: The Capitalization of Life and the Liveliness of Capital”， pp.1-16。 [7]参考Jonathan Crary，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Attention，Spectacle，and Modern Culture，Cambridge， MA：MIT Press，2001。 [8]参考Jonathan Crary，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London & New York：Verso Books，2014。 [9]以下贝哈尔迪引文均出自Franco Berardi，AND：Phenomenology of The End，Helsinki：Aalto University Press，2015，“Introduction：Cancatenation conjunction connection”， pp.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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