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健康的善恶朝向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病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的身体能力在技术化存在的当世进程中的基本状况。客观审视，人的健康或疾病，实与其身体能力紧密关联。经济生活水平、物质环境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优化改变越巨大，人的身体能力越弱化，健康问题越突出，疾病更猖獗。面对这种普遍的生存状况，讨论疾病与健康的善恶问题，需要对人、生命、身体以及疾病和健康本身予以重新审视。

一、疾病与健康相对什么才有意义？

在人们看来，疾病或健康，总是相对身体而论。这种观念虽很片面，但却根深蒂固。

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的健康。(毕达哥拉斯)(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页。

身体之恶，若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则予以谴责，若在我们能力范围外，则不予谴责。(2)Aristotle,TheNicomacheanEthics, translated by David Ross,revised by Lesley Broww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47.(亚里士多德)

身体独自承担着昨天的恶。(康德)(3)Immanuel K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Education,translated by Mary Gregor, e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89.

在其深居的恐惧中，生命具有把身体主人(body-master)倒置为身体奴隶(body-slave)、把健康倒置为疾病的可能性。(列维纳斯)(4)Emmanuel Levinas,TotalityandInfinity：anEssayonExteriority，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The Hague/Boston/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154.

健康是身体在对抗必然失败的死亡宿命的抗争历程中所彰显出的生命活力和道德价值，疾病则是身体对抗死亡命运历程中所遭受的大大小小的失败和道德恶。身体在直面死亡、向死而生的终极命运中，健康、疾病的重叠交织、此消彼长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遵循必然规律的自然过程。相反，在这一似乎必然失败的悲壮历程中，健康顽强地通过抗争疾病体现出实践理性的自由本质，彰显出人类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尊严，进而把似乎必然失败的命运扭转为浸润着人文关怀的伦理情结和自由航程……或许，这也正是“健康、疾病和伦理之间的关系”配享“身体伦理的基本问题”的根据。(任丑)(5)任丑：《身体伦理的基本问题——健康、疾病与伦理的关系》，《世界哲学》2014年第3期。

如上关于疾病或健康的身体观，所表达的基本语义有二：首先指疾病和健康总是通过身体感受，并通过身体呈现。所以，以治疗疾病、维护健康为专业的临床医学，也就成为身体的科学。“医生的工作是直接关注身体而从不必关注心灵，除非心灵通过关爱身体受到影响(触动)。如果医生试图通过心灵力量治愈身体，他就是在扮演哲学家的角色。”(6)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9页，第43页。其次揭示其疾病或健康的身体观的认知本源于动物能力：动物认知世界主要靠官能，感觉成为判断世界、事物以及存在安危与否的基本方式。人从动物走向人，虽然发展了心理官能，并不断成熟其理智或理性的思维、判断和节制等能力，但感觉依然既是人的基本思维能力，也是人的根本思维方式。运用感觉官能，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外向性，即感觉指涉的对象始终是外在存在，而非内在存在；二是能感的实体性，即感觉所指涉的对象一定具有可感觉的结构形态或形象；三是具体性，即感觉所指涉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存在，一旦脱离具体性而指向整体，意味着经验向超验进发。

感觉，不仅是人认知世界、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体认自身的基本方式。并且这一基本方式既成为人从动物向人进化的基本路径，也构成人不断文明的主体性标志。从哲学发展史观之，感觉经验的认知方式铸就的最初哲学形态，必然是自然哲学。比如，无论是米利都学派还是毕达戈拉斯学派，都是抽象感觉而形成经验(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最初尝试。后来，哲学才从对感觉的经验抽象转向观念构建，智者运动的努力，尤其苏格拉底的工作才体现“创造思想的范式”(7)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9页，第43页。的创世价值。具体地讲，建基于具体的感觉思维方式，哲学对疾病和健康的最初认知，仍然是身体性的。以此观医学，从古代到20世纪上半叶，其主导观念一直是身体主义。这种身体主义医学理念落实到临床治疗上，就是生物医学模式；拓展到体育领域，就是健身强体。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的思维、思想、判断能力虽然有了突破性的提升，但无论是哲学还是医学，对疾病和健康的看待，主要还是感觉经验主义的方式。比如，梅洛·庞蒂认为， “我不在身体之前，我在身体之内，或者毋宁说，我就是身体。”(8),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Colin Smith,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2002，p.133.由于“我”的全部功能都要通过身体才能实现，所以“我”成为一个朝向世界而生成的自我规定的身体，“成为身体，就成为和特定世界的联结”(9)Iain Law and Heather Widddows,“Conceptualizing Health: Insights from the Capability Approach,”HealthCareAnalysis,Vol.16，2008，p.164.。这是因为“我”能够理解一个活着的身体本身，并通过这个活着的身体而发挥生理、语言和伦理等方面的功能，即“我”成为生理、语言、伦理、道德的人，享有生理、语言、伦理、道德方面的功能，都通过属于“我”并承载“我”的身体来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列维纳斯认为身体即生命，身体存在乃具体的生命存在，“成为身体，一方面挺立起来成为自我的主人，另一方面，挺立于地球之上，居于他者之中，并因此为身体所拖累(负担)。但是(我们重复一下)这种拖累并非一种纯粹的依赖，它构成人所享受的幸福”(10)Emmanuel Levinas,TotalityandInfinity：anEssayonExteriority，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The Hague/Boston/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164,p.164.。由此，身体也可以使“我”成为不幸：“在其深居的恐惧中，生命具有把身体主人(body-master)倒置为身体奴隶(body-slave)、把健康倒置为疾病的可能性。”(11)Emmanuel Levinas,TotalityandInfinity：anEssayonExteriority，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The Hague/Boston/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164,p.164.一旦这种可能性“倒置”变成现实，疾病就进入身体，破坏“我”和肉体之间的良性生成关系，健康状态弱化或消失。一旦如此，必然使“身体独自承担着昨天的恶”,因为疾病不仅构成对健康存在之“我”的消解，首先是对身体之善的消解。

文章来源：《生命科学》 网址: http://www.smkxzz.cn/qikandaodu/2021/0305/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