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曾凡一：科学与艺术，我生命中的

李四光。对，就是我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为我国摘掉了“贫油”帽子的科学家李四光。工科出身的李四光对音乐和文学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且颇有造诣。

2005年，乘坐着心中的《红帆》，我学成回国，至今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也得到了一些肯定。这些年来，我也把科学普及和宣传作为专业工作的延伸，出版科普书籍、建立科普基地、通过独唱音乐会和上海科学会堂草坪音乐会等演出形式，向大众和各界高端人才传播科学与艺术跨界融合的美妙。

印象最深的是，父母经常在周末与三五个好友聚在一起开家庭音乐会。这些前辈里不仅有音乐家，还有著名的导演和表演艺术家，更有在各自行业领域取得了骄傲成果的佼佼者，他们都对音乐有着执着的热爱。

爱因斯坦曾说过，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科技可以提前半个世纪，他的成就印证了科学素养对艺术创作的意义。

你能想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首小提琴曲是由谁创作的吗？

人们常说，科学研究是在一英寸的宽度中挖掘出一英里的深度。专注的研究是必要的，然而有时候跨出局限的学科领域，培养跨界的意识，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就像人体的各个部分，各成体系却又彼此相通。那么，看似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的人文艺术，也紧密相连，就像DNA的双螺旋。

入学后才发现，这所以培养医务界领袖为目标的医学院，在6000多名考生中选拔出的150多个新生，有许多优秀跨学科人才，学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自由和灵感的环境，让大家翱翔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冲撞中。

出乎意料的是，我得到了父母全力的支持。之后两年，我一边和父母开始了尖端科学技术、乳腺生物反应器制药的科学研究，一边开启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音乐之旅，举办了多场独唱音乐会，并发行了个人专辑《东方神话》，表达游子爱国情怀的原创歌曲《红帆》也被拍成了MTV，并获得了CCTV音乐电视大奖。

我很幸运出生在一个科学与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曾溢滔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母亲黄淑珍是上海市儿童医院终身教授，也是新中国60年上海百位突出贡献杰出女性之一。他们是国内著名的医学遗传学家，年轻时也曾经是极有激情的文艺青年。父亲的获奖小说曾被改编成话剧，并被拍成电影，母亲也热爱各种音乐和戏曲表演，曾经用美声结合评弹唱法，以一曲《蝶恋花》获得了上海市文艺演出的大奖。

1919年，李四光在赶赴巴黎的路上，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记下了自己创作的几句乐曲。第二年，他又在稿纸的背面以《行路难》为题，创作出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曲，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小提琴曲的诞生。

1988年，在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学习生物专业时，在完成主科的同时，我还辅修了音乐系的音乐作曲，完成了全部专业必修课的课程。我欣喜的发现，不需要放弃我热爱的科学，也可以录制唱片，举办小型独唱音乐会。毕业后，我被美国享有盛誉的最古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录取，成为该校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攻读医学和理学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在此期间，我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二件神奇的事情。在医学院的面试过程中，我拿出了我的唱片给考官听，得到了考官的赞誉，后来才明白，也许我的音乐正是进入这所名校医学院必不可少的敲门砖。

父母从小就教导我变换工种是最好的休息。其实在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看着枯燥的数据却毫无头绪的时候，我喜欢放声歌唱，有时灵感闪现我还会作曲。对我来讲，这既是一种休息，也是练习音乐技艺的好方法。当我再回到实验中，我就深深感受到了钱学森先生所描述的“聆听音乐之后，科学灵感重现”之惊喜。

我常常在想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如此迷人？也许就是因为达芬奇对于光学、人体解剖学和心理学等的理解，早已经潜移默化体现在他的绘画上。这幅常常出现在医学教科书中的维特鲁威人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冲击力？是因为达芬奇把生物学和几何学等学科的美，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科学思维和精神让艺术深度变得更大。

之前专注于实验室的我，两年中学会了沟通和与人交流，音乐对我科研和从医的辅助作用慢慢突显。我体会到了爱因斯坦所言：音乐并不影响研究工作，它们两者都从同一渴望之泉摄取营养，而他们给人们带来的慰藉也是互为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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